瓦莱里·法捷耶夫[商业周刊《专家》（Ekspert）的编辑]
直到2008年秋，总的来说俄罗斯被看作是一片经济稳定的乐土。尽管俄罗斯严重依赖国外，但它毕竟积累了6000亿以上的储备金，大家认为这些钱应该足够保护俄罗斯渡过任何难关的。最初，不管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还是其他学者都没有完全地预料到全球经济危机糟糕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只有少数“异教徒”讲过，这让人自豪的6000个亿根本不足以应对危机。米哈伊尔·哈津(Mikhail Khazin)所带领的一帮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与分析师长期以来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与世界金融系统本质上的不足，他们将这次经济危机看作是对他们观点的明证。
然而，俄罗斯对石油、天然气与原材料的依赖，已经让这个国家一遇到问题就会不堪一击。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最大的公司都依靠国外金融市场，借了几乎赶得上储备金的约4800亿的外债，以至于当政府花了2000亿来应对经济危机，储备金就马上捉襟见肘了。
俄罗斯的主流观点是，我们的大公司从国外借钱是件好事，这样国内的钱就能用在社会所需上了。换言之，对国家金融体系的误解普遍存在于俄罗斯的主流观念之中。结果，资本市场的垮台对俄罗斯的影响比其它国家更大。由于经年累月的外资并购，当许多关键资产流失给西方所有者时，这些俄罗斯大公司被震撼了。
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最近八年来，俄罗斯经济飞速增长。而消费的增长更是突飞猛进，其它国家几十年的消费增长，在俄罗斯似乎一夜之间就赶上了。比如说，2008年，俄罗斯超过了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在这一年的前半年，花在汽车上的金额比以前增长了64%而达到了338亿。当经济危机来临，寻找替代羔羊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然而，即使世界金融危机没有爆发，只要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事实上，俄罗斯经济早就有了停滞的预兆。比如说，由于内部原因引起的批发价格快速上涨，2008年冬出现了通货膨胀（比率达到了13%）。也就是说，经济本来就要面临危机，任何外部打击都会引起强烈的经济低迷。
虽然如此，政府几乎完全正确地快速应对了这场危机。他们高度保存了金融体系的运作机能，防止恐慌向银行业传播。最初几天有资产外流，然而马上一切都恢复原来的样子。俄罗斯最大的几家公司被允许短期信贷。因为出口量的突然下滑，冶金与化学工业大大减少了生产，然而所有这些大公司都继续运作。
对从这场危机中恢复的前景，俄罗斯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只有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恢复了增长，俄罗斯才能继续经济增长。这种逻辑很简单：美国经济活动的复苏会提高俄罗斯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俄罗斯必须等待，并将储备金合理地运用在社会需要方面。俄罗斯经济学家雅科夫·帕普（Yakov Pappe）在《专家》上发表文章则传达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首先要复苏俄罗斯的工业增长。他的理由是，如果俄罗斯不现代化，不经历经济领域的变动与改革，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现在的经济危机还没糟糕到逼迫我们作出艰难的决定，那么我们永远都赶不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政治家们倾向第一种看法并鼓吹耐心。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ksey Kudrin）认为，在未来50年内，经济都不会恢复到它最近的繁荣状况。他的前任，现任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格尔曼·格列夫（German Gref）也同意经济危机将会持续多年。而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人士则认为，必须要立马采取什么措施。俄罗斯铁道部长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则呼吁更多积极的工业政策，新的基础项目与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
难能可贵的是，国家预算没有缩减。多年的结余积累起来，政府不担心占GDP6%-8%的赤字尽管没有经济能够长期扛得住这样的比率。许多统治阶层误以为，俄罗斯公司能通过增效节支节省出大笔钱来。然而，尽管对多数公司，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它们确实有自己的金库，但大部分私有公司仅仅是维持有效运作。
地缘政治与社会产出
普京曾断言，俄罗斯不是成为世界强国便是灭亡。不幸的是，这些断言到了俄罗斯精英那，就成了耳边风。几乎没有社会精英接受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没有把自身的成功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太多政治与商界精英认为自己是暂时侨居在俄罗斯的移民。他们在国外有房产、资产、银行账户和孩子，随时都可以搬走。因为他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他们便对祖国的命运不再负责。
然而，俄罗斯中层商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很多中型企业老板事实上想定居在自己的国家。他们对俄罗斯近来的社会分裂有着更深刻的记忆。这些中年人犹记得那些不能适应新秩序的前辈是如何被毁灭的。另一方面，那些正在当权的人成功运用崩溃带来的机遇，就像一句俄国老话说的，“战争来了，人民富裕了”。这种对社会崩溃的比较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政府被谴责为无能，不能在繁荣时期改革经济结构，保护国家免收经济危机的摧残。然而，这些反对者却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反对者，他们大多都不明白，只要我们有资本、工厂、基础设施、企业、教育、知识资源与受过训练的劳动力，那么俄罗斯就是具有竞争力的，而以上所说的那些条件都是需要长期投资的。他们也不明白，流通只是资本的一项附加功能。
再来从政治、地缘政治与社会方
面来分析一下这场经济危机。这里，俄国应该感到骄傲。梅德韦杰夫总统早就警告过，不要相信那些又弱又过时的国际组织，它们无法完成如预防经济危机与危机后的恢复这样困难的任务。比如说，WTO（国际经贸组织）是为了方便发达国家按照自身利益来组织国际贸易所建立的。建立它的时候，世界经济有明显的等级制度，美国在最上面，接着是欧洲与日本。然而现在，形势不同了。随着中国的加入，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崛起，美国失去了霸权地位。没有什么国际组织意识到这一现实，但是我们作为俄罗斯，应该支持这一现实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尝试挽救如WTO这样的机构，并用它们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他们也想解散联合国。相反，我们则相信联合国应该得到壮大。世界越不稳定，我们越应该用联合国这绝无仅有的机构让所有国家一起坐下来谈谈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应该增强联合国的力量。但是尽管很多俄国人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满腔热血，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们却并不如此热衷于此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几次提到首要人物是要保存并加强现有秩序，让它不要陷入混乱。
再谈谈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应对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能够撑多久？”一些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最近的言论嗤之以鼻，这些言论说跨国公司与非政府机构会接管之前由国家机构承担的职能。正是这些俄国人，对国外大公司在经济危机期间敛财的行为冷嘲热讽。或许我们可以批评俄罗斯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特别是在普京的第二次任期内，但是看来，我们比其它西方强国对国家的地位有更明确的认知。
如果俄罗斯领袖们真的具有战略眼光，真的想国家控制经济，如同一些人相信的那样，那么在经济危机开始爆发的2008年秋，他们就会出手控制了。事实上，俄罗斯领导者总是强调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危害和压缩市场经济的风险。现在，我们的市场体系是私营企业主与官僚系统的混合产物，这样的市场可以官僚化，但是俄罗斯缺乏有效的平衡力量来支撑这样的转变。当经济危机以来大城市的社会动荡愈演愈烈，大部分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原则都心有戚戚焉。然而，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媒体都不持有同样看法。
尽管很多俄国人把恢复与革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是何种革新却没有公论。除了正时髦的新领域的创新，像纳米技术，我们也需要传统领域的创新，如电力工业。我们需要建设科技园区，政策大幅度倾斜，并建立创新的公司，这些加起来会花上成亿的美金。必须做出异常艰难的政治决策。如何让石油公司从炼油厂提炼出50%-60%的油，而不是30%？地方官员常拥有能保持不错效益的工厂，如何在拥有这许许多多苏联建筑的工厂的同时，重组建筑业？我们能建立新工厂来替代钢筋混凝的旧工厂？但其它国家也恰巧没有这方面的创新。无论是印度、芬兰、以色列还是德国，创新是政治运作的结果。
最后，认为通过大大改变俄罗斯的全球角色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天真的。我不认为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会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事实上，俄罗斯的角色是很明显的：我们应该成为六或七个强国集团中平等的一员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或许印度。然而不像他们，我们背负着额外包袱：我们广阔的领土与绵延的边境线意味着我们被迫牵扯到一大堆潜在或已经上演的冲突中。因此，我们要保持强有力的军队，来实施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需求。因此我们应该接受现实。这就是俄罗斯在世界中的新角色我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
(江然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