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旼旼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三月下旬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美联储和金融危机”讲了四堂课，这位大萧条研究专家、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总结了美联储一百年间的经验教训，以及每一次教训对美联储决策理念、操作的影响。通过伯南克的夫子自道，我们可以从美联储所要对抗的敌人和应对的方略中，了解其决策背后的逻辑。
第一个敌人：金融危机
伯南克说，美联储的基本职能有两项，一是稳定金融，二是稳定经济。美联储稳定金融的终极武器就是“最后贷款人”。当出现金融危机时，信心危机导致泥沙俱下，不光是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问题银行，连原本健康的银行也很可能成为市场动荡的牺牲品。此时，央行就必须出手避免危机无限制蔓延。
但伯南克说央行并不是所有人都救，而只是救那些原本没问题只是遭受信心危机牵连的银行。他特别举了雷曼的例子。当时美联储决定不救主要是因为雷曼已然丧失了偿债能力，不值一救。其次，这种救助不是免费午餐，央行会征收比市场水平更高的利率作为惩罚（“白哲特法则”），正是这一惩罚性利率令美联储去年狂赚774亿美元。
批判央行干预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央行干预打断了市场的自我调节，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将问题延后。伯南克将此称为“清算主义”。这种观点流行于大萧条时期，也正是因为信奉这一观点，当时的美联储在银行纷纷倒闭之际袖手旁观，将之视为是对泡沫的必要清算。但这种不作为的结果是可怕的，金融和经济系统都无法承受这种残酷清算，也正是基于这一教训，如今对央行必须干预以阻断系统性风险蔓延成为主流共识。也正是得益于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持续时间和破坏性均大幅下降。
第二个敌人：通胀
伯南克说，央行另一大职能是稳定经济。按照国会授权，美联储稳定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控制通胀和促进就业，也被称为“双重使命”。
但通胀和失业之间有何种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在通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替代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即较高的通胀率意味着较低的失业率，反之亦然。在这种学术思想指引下，六七十年代美国决策者通过容忍更高通胀率来促进更充分就业，结果是悲剧性的，1973-1974年和1981-1982年，美国经济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而通胀率却居高不下，这就是著名的“大滞胀”时期。
为了医治通胀，美联储在前主席沃尔克的带领下采取了不断提高利率紧缩银根的“休克式疗法”，以经济急剧萎缩为代价成功压低了通胀。此后，主流经济界意识到在通胀和失业率之间并无长期替代关系，美联储也开始将控制通胀视为其最重要的工作。
今年初美联储历史性地明确了2%的通胀目标，将这一通胀率设定为货币政策的锚。在金本位时代，每印一美元要储备相应的黄金，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后美元进入了无锚时代，即印多少美元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硬约束，这也是大家担心美国滥印美元的原因。而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意味着美联储不能随心所欲地印刷美元，因为货币供应量将直接决定通胀率。
次贷危机后，对美联储宽松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伯南克甚至被戏称为“直升机本”，讽刺他坐直升机撒钱。伯南克为自己辩护说，美联储的宽松政策不等于印刷美元，事实上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一直没有太大变化，量化宽松的资金是通过加征银行准备金获得的，美联储并未开动印刷机。
第三个敌人：政府
美联储虽然成立于1913年，但直到1951年才正式独立。之所以独立于政府，主要是为了避免货币政策受到政治干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回忆录里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会见他时希望他劝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增加货币供应量。但弗里德曼拒绝了，并告诫总统这一做法将引发未来通胀。而尼克松说，这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在1972年大选前确保经济发展。
这个故事或许生动地说明了为什么央行必须独立于政府，因为政治家总会出于短期考虑来试图影响货币政策，而这种短期行为的代价是对国民经济长期利益的损害。
对美联储来说，其货币政策操作是“非政治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胀率，在不引发通胀前提下兼顾刺激经济增长以促进就业。而伯南克近两年的改革则进一步将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人化”，通过公开美联储调控目标、判断依据和决策过程，来打消公众对于美联储政策随意性的担忧，也即弗里德曼所担忧的“赋予少数人如此大权力和如此多伸缩余地，以致其错误有可能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央行制度（《资本主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