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消息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日-3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网全程播报。
以下为“亚洲城市的未来”论坛文字实录：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嘉宾，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戴利先生，曾经担任芝加哥市长12年之久，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了解戴利先生在创造千年公园的一些经历。旁边是郭为先生，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大家知道神州数码是提供数字解决方案，我们想问一下郭先生IT技术如何改变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旁边是丁庭宇先生，丁先生可以谈谈民主如何影响台北发展的。丁市长旁边的是约翰森先生，爱立信公司董事长。最后这位是斋藤一志先生，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常务董事。我是张欣，我是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首先请戴利回答一下，您的目标，在建立芝加哥千年公园中，你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在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场所，很多电影都在那里拍摄，可以说代表着一个新的世纪。
戴利：过去几年中，我们可以说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芝加哥，企业界贡献了2万亿多资金参与到千年公园建设中。同时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历史悠久了不起的城市，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在我们河边建起这样一个开放式公园。这个公园完全为公众所提供，不是归私人所有。所以我们建立这种公私合营伙伴关系能够促进我们城市包括千年公园的发展，使得我们老百姓能够走到一起，他们可以贡献出自己的想法，充分发挥这个城市的潜力。这个公园有25英亩之多，我们通过了国际的招投标，不仅在景观，在设计、在其他的公共场所的运用上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人民的公园，如果他重新给芝加哥进行定义，他成为一个商业的中心，也成为一个公众和私人生活很好结合的一个地方。我担任市长22年期间，我们的企业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芝加哥的转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会不断重新塑造自己。我们的千年公园将会是一个永久的财产，对芝加哥非常重要。
张欣：你多次的连任芝加哥市长，民主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在负责千年公园项目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问题，比方说没有足够的资金，有些来的居民不愿意搬走。
戴利：这是一个公共用地，就是我们城市的一部分，属于我们整个城市的。我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成本超出了预计，我开始说就想建一个公园。但是我们良好的基础只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还需要不断调整计划。但是项目完成后，大家开始使用千年公园后，马上对这个项目表示的支持。我们很多人也提供了他们非常宝贵的支持，使得这个项目是一个民主的结晶。
张欣：郭总，最近您谈到了智能城市这个概念，你眼中的智能城市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已经生活在智能城市之中呢？
郭为：今天早上克强副总理谈到中国到现在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的人口，那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城市为主导的国家。但是在以城市为主导的国家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像北京、上海，甚至到西安，都已经有堵车、都已经有很多环境保护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经济，要进行城市化，但是同时城市也给我们生活、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所谓信息化或者说我们的智慧城市，就是想用虚拟的技术、信息的技术去解决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难去解决的问题。我想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公路是一条直线，后来出现了红绿灯，就是有了交叉线路，红绿灯指挥，相当于两维的线路，两维再解决不了，就建立了立交桥，用我们的技术就可以称为2.5代。再往下就出现了由信息技术来引导你如何去上路。当你一出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手机或者通过其他的信息终端去了解你到哪里，如何优化路线，你是通过坐公共汽车还是小汽车，然后那里有没有停车场，同时由于减少了人流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家里进行办公。使得比如像韩国首尔提出到2015年，他希望有1/3工作人员能够在家里办公，这样就不仅仅解决了公路交通问题，其实也解决了环境保护问题。这背后就是用信息技术帮助我们解决。智慧城市就是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帮助一个城市解决城市现代化管理问题，同时还要解决民生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也提出来，其实全世界也是这样，不管是社保，医保，比如我们通过建立档案的方式，使每个人从挂号开始就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一直到病历存储，最终到一生都有很好的记录。家庭医生通过了解你的档案就解决这个问题。
郭为：中国的城市还有一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变传统粗放增长方式。这里面由于大量信息技术应用，就产生了现代服务业。所以我们的智慧城市目标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民生工程、城市现代化管理、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如何去连接全世界做IT的人到中国的城市，帮助中国的城市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然今天的云服务，和移动互联网，包括物联网等等技术，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现实的手段。这就是我想讲的智慧城市，根本目的就是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幸福。
张欣：我们这个公司叫SOHO中国，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发了一个产品，Small office、home office，当时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很热，很多人都说以后就在家里上班了。上下两层的，楼上住，楼下办公。我们卖了一些SOHO出去后，发现这样的人很少。他们还是愿意跟人在一起工作，他们就是愿意到挤的满满的城市中心去上班，怎么办呢？
郭为：你们这个想法是对的。一周有七天，正常五天上班，如果有一天到两天到办公室里，剩下这些天是可以到办公室办公。我想大多数人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办公。互联网以后，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你其实都是在线的，当然在线不仅仅是工作，也可以是娱乐。
张欣：下面请丁副市长，四年前我第一次去台北，当时我对台北第一印象非常吃惊，这个城市非常古老，和大多数亚洲城市相比，我们看到有很多高楼大厦、CBD，而在台北却没有这些东西。我当时非常高兴见到了郝龙斌市长，他今天很遗憾不能来。但是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台北都看不到这些吊车呢，他说这是政治问题。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头条新闻，就是王氏家族这个房子被推土机推倒了，导致了社会紧张，因此郝市长必须在家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听听丁市长的说法，民主是不是在放缓城市发展呢？
丁庭宇：谢谢你这个问题，首先我要代表郝龙斌市长，为自己的缺席表示歉意。在周末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台北城市的更新计划。这个王宅他们希望台北市能够更负责任，在星期六(002291,股吧)的早上，郝市长就决定不来论坛开会了，他让我向大家表示歉意，我代表他来这里介绍台北市的观点，并且回答你的提问。首先我们非常相信民主，我们永远不会说民主会拖延城市的发展。确实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必须面临这种波动，我相信在中国的市长也会面临台北市市长同样的问题，但是台北市是60、70年代建立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张女士去台北市看到和上海、香港、北京相比，台北看起来更老。我们必须承认城市更新确实拖延了，也没有赶上发展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台北过去三四年中努力，试图更新城市，希望带进来一些新的城市发展观念，并且重新创造淡水河，我们希望他成为台北的曼哈顿地区，这可能是一个梦想，但是也是我们一个努力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台北101大楼，这也是台北的地标，我们也有一些主要项目在进行中。台北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城市，台北特别重视软件的建设，如果你去台北的话，你会发现台北特别友好，特别是它的地铁。从精神上来说，台北地铁是最先进的，因为他以旅客为本，在车厢里受到保护。如果旅客在车厢里问问题，人们都愿意回答。如果你是一个游客，他们也会保护你，送你到目的地。我们还有199，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热线，提供各种各样服务，你打这个号码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朋友两年前都去访问台湾，我们实际上有一个清单，游客可能会打199来问问题，我们为问题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台北本身不是一个大城市，只有200多万人口，但是我们希望台北成为一个更友好、更民主、更容易居住的城市。
丁庭宇：关于民主这个问题，市议会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人来组成的，我们有32个市议会议员，他们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的进程，而且这有助于台北发展的质量。我觉得民主不会拖延我们的发展。谢谢！
张欣：丁市长，但是你们还是得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拆掉一些大楼，很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个做法，你们如何面对这个情况？
丁庭宇：这也是为什么开了这次会后，我得马上回去的原因。我在这里开上两个小时的会，就得回台北。我们确实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需要跟媒体进行沟通，和市议会议员进行沟通，和立法委进行沟通，也和王家的家人进行沟通。我们希望与中央政府就立法问题进行沟通。因为相关的城市更新法规允许我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需要与不同方面进行谈判、沟通，这样做事情更容易。我相信民主是一个价值观，郝市长也相信这一点，我们需要按照民主的程序去谈判，守法也是我们特别深信的一个价值观。确实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各种各样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谈判、需要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张欣：约翰森先生，亚洲的城市都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我们知道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有七个是位于亚洲，这是到2015年的时候。我住在北京，北京人口有2000万，而这个城市特别出名就是交通堵塞，而且令人难以容忍的堵车。因此市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政策，每天都有不少的车不能上路。你觉得作为沃尔沃的前高管，您如何看待私家车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亚洲这些城市能不能看到像纽约、伦敦那样私家车逐步从城市消失呢？
约翰森：首先我想对丁市长的说法评论一下，沃尔沃我们喜欢好市长，所谓好市长就是做好事的市长。第二，一个好市长的特点，就是这个市长总是会重新当选。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在所有城市获得长期的发展。所以在我们想到城市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城市是两件事情，首先城市是很多人集聚的地点，他们到城市寻找机会。第二，城市也是一个智慧集中的地点，有很多文化、智力、实力，吸引人们到城市来。前面的讨论涉及到数码的发展，使城市互联互通。这样就是从知识设施角度来讲，越来越重要。我们有三个基线，公民的幸福、信息技术沟通和建设、基础设施，这也是帮助城市居民获得幸福感的要素之一。
约翰森：从交通角度讲，我们是否能够完全依赖于私人汽车的移动呢？答案是否定的。长期以来我们在城市里面需要获得发展，一方面要有个人的移动性，但是更多的要有良好的公共交通。我们说良好的公共交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和今天这个交通模式肯定不一样，他需要可获得、需要人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出现，公共交通要安全、而且要可负担。要使得它获得、可负担，并且安全，就需要把各个不同的居住区或者不同的群体用公共交通联系起来，并且要使用信息技术。公共交通体系要能够以适当的交通工具在适当的时间作出反映，当然有很多方式能够把公交车、地铁、铁路很好地衔接起来，在这方面都需要使用信息技术，而且要很好地使用信息技术。
张欣：在这里我打断一下，如果我出去，首先我要看一眼我的手机，看一看我应该做哪一路公交车，是不是？
约翰森：以什么方式过去最好？是公共交通方式，然后这个系统就回复你走这条路，这样通过手机来引导你利用公共交通到达目的地，他也为你提出建议，哪条路是最好走的路，甚至他可能给你回复说这次是坐出租车是最好的。所有的交通系统都应该有一个预测的算法，他知道有多少人走这条路或者以这种交通方式过去，如果能够以真实数据发送到手机或者终端上，就涉及到一个具体时间有多少人去某处，如果有了实施数据后，你也不需要使交通系统过度庞大，就可以进行精确配置。所以实现良好的交通方式是有很多方式的。
张欣：郭总，是不是他说的这种软件就是你们现在在开发的呢？
郭为：他讲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很多城市已经实现了，比如在纽约两年前就实现了。当时我从时代广场去一个公司的总部，你把两个地址输入进去后，他告诉你三个不同的选择路径，你步行去，给你一个路径。小汽车一个路径。公共汽车一个路径。特别好的是公共汽车告诉你在哪一个站就有一路公共汽车，下一站去哪里换车，这个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其实做得更前一步，把所有和交通相关的系统融合在一起，信息技术发明到今天，我们叫一种融合的技术。一方面和我们传统产业融合，另外他自身的很多系统也会融合，比如我们把它和手机系统融合，我们就知道哪条路拥不拥堵。这个是整个未来智慧城市的情景，实际上是每个人更便利、更方便。
张欣：我们公司每半年就会让高管访问世界上其中一个城市，了解这个城市的城市化以及他们的经验。两年前我们访问过日本一个城市，东京，我们非常高兴地访问了你们在东京的一个项目。我非常惊讶发现在日本首都的中心，我们会看到其他国家房地产商会造当地最高的一栋楼在市中心。但是你们公司不是这样，你们希望建立起一个公共的公园。这个公园美丽的景致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你会在日本首都东京造这样一个公共的公园呢？
斋藤一志：我会说英语，但是我是一个日本人，既然有日本翻译，我就说日语吧。在日本的市中心有一个六本木，他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个公园，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建造一个尽可能高的大楼。
张欣：我认为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公共公园，对商业的发展商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项目。因为大多数房产商会希望建立世界上最高的楼。
斋藤一志：这背后有一个故事，当我们把这个地皮买下来的时候，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候买下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正遭受着重创。但是这是我们在东京可能获得的最好的一块地皮。那个时候我们日本的自卫队，这块地原来属于日本自卫队的，所以我们非常难得的通过付了20%溢价获得了这块土地，在这个时候日本正处于一个衰退过程中，政府希望能够刺激经济复苏，他们希望首先能够振兴东京的经济，所以他们在我们设计的阶段跟我们非常配合。他们希望这个公园成为我们房地产项目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发展成为商业的地产。同时这个公园也为当地环境改善作出了贡献。所以我们是充分地运用了资源。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张欣：刚才你说你想介绍一下东京这个城市发展的情况。
斋藤一志：超级城市是否能取得高质量的生活，我认为东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京是人口最多的城市，我们人口达到了1600万，地区GDP达到2万亿美元，但是这个地区生活质量、环境质量还是相当舒适的。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绿色，同时我们有一个运转很好公共交通体系。尽管如此，东京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城市的问题，比如住房、空气污染、交通堵塞，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最后被克服了，当然这是我们花了30年时间才克服的，这样才取得现在有的成就。现在东京正在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水平，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挑战。同时在其他领域，是一个亚洲的城市在未来需要解决的。
张欣：我不知道你是否访问过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你对于中国的大城市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最近几年发展是很快的。
斋藤一志：我知道两国的政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方说如果你想建造一条公路的话，有一些公路的项目可能要花30年还没有完工，我们东京就有这样的项目。但是中国的政府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他们可以在比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项目。同时金融上的资源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两个国家情况不太一样，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作用。
张欣：中国城市化速度已经放缓，跟15年前相比，市里有很多国有企业，他们造成了污染。这些工厂本来是要搬出去的。现在这些工厂已经搬的差不多了，随着发展，地产已经私有化了。戴利先生，在你看来，你对于中国的城市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戴利：我想他们应该学习世界上最佳的经验，比如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如何发展，我们如何保护环境的，我们当初没有做好就造成了空气和水环境的污染。如果你不采取好的保护环境方法，在未来就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土地、空气、水的污染，越拖延，这些问题就越严重。所以我们需要从经验教训中学习，在今后把城市建设的更好。每一个城市都希望取得发展，但是你把农民吸引到城市后，比方说在美国，他们过去并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的，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起他们可以承受的住房项目，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老家从哪里来的，对许多人来说会有一个文化的冲击，因为他们过去生活在农村地区，现在生活在大都市。必须要和其他城市进行交流，来学习他们的优点，同时我们要面临现实，我想在环境保护和其他方面我们应该越快越好。
张欣：比如说北京现在污染非常严重，许多人都非常担心北京。污染对大众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是北京市长，你会怎么做？
戴利：首先我先了解这个污染从哪里产生的。20多年前中国人都是骑自行车的。现在美国人开始重新骑自行车了。我们知道汽车尾气污染非常严重，我们必须很快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希望大幅度减少汽车，加强公共交通系统，这方面越是拖延的话，将来解决成本就越高。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
张欣：丁庭宇先生，如果你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创造一个城市，你不用担心选民、不用担心媒体、不用担心学生，你会为台北做些什么呢？
丁庭宇：事实上你的描述是一个很恐怖的情况，因为我们需要媒体、需要市议会，需要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平衡，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是很可怕的。如果回到上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很恐怖的情况。因为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媒体、没有市议员，那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需要各个角度，公民、媒体各方面的平衡，因为我希望我们台北总是面临压力，这样我们作出的选择就是会健康的、可持续的。
张欣：现在我们让在座各位提问。
提问：非常感谢第一个给我提供的机会，我带着自己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来这里请求两位专家给我答案，第一，我要在青岛搞一个生态产业园，这个生态产业园能源供应方式完全区别于其他大城市能源供应方式。在控制性详规这个过程中，它的基础设施、综合管网，您认为绿色建筑、低碳排放城市和原来基础设施城市有多大区别？第二，中国绿色城市、绿色建筑和国际上其他城市同样的范围、概念、标准是一样的吗？首先请张欣回答。
张欣：我还没被当选市长呢。我实际上不太知道您说的绿色规划的情况，在我们盖房子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规划是就绿色的建筑而做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绿色，不是由政府规划，而是开发商自己做的。比如我们盖的房子也有一个标准，比如灯怎么用、材料怎么使用。但是就你说的管道的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
戴利：在芝加哥市我们有一个授权，就是城市的建筑也是由LEED来认证，我们和相关企业来看看哪些做法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同时消费者积极参与，不管在居住区还是商业地产都是如此，他们希望使用绿色的技术，希望确保空气质量等等。在过去十年间，在这个行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现在人们特别关心绿色技术，对工厂来说也特别重要，因为工厂总是和居住区要分开的，但是在绿色技术中如果得到使用，工厂就可以在居住区旁边。比如在我们那里，过去曾经有雇佣3000人，后来500人的相关公司，其中不少人都是大学毕业的，你可以看到这种工厂得到了改造，这就在芝加哥市，而且它不仅仅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是环境友好的，这是过去十年的一个发展，当然在做的过程中要非常谨慎。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绿色发展，不管是居住区还是零售、制造业等等，都必须同时使用绿色的技术，所有的这些工厂都进行更新改造，使他们也是符合环保标准的。这样不仅对我们这个城市有利，对整个世界也都有利。
提问：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城市的建筑上，当然我是指大多数城市，没有自己风格、没有城市的灵魂。而相对于美国或者欧洲的，你可以看到每个城市在建筑上都有自己的风格，比如说芝加哥。整个城市的人都为一个球类而疯狂。而在中国就感觉比较混乱，它没有自己的个性。所有的城市都是混乱。我想问在座大家任何人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就中国现代城市以后如何发展，能不能向个性化发展，而不是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感觉像一个城市一样。
丁庭宇：我想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台北市，台北市虽然是60、70年代建设的城市，但是台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项目模块。因为台北是早期有有棒的日本式建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比较西式的房子在50、60年代建成后，在这些项目里开了一些咖啡厅，它有它的特色。第二个特色，台北的夜市文化是台北相当重要的文化。除了刚才讲的台北101之外，在我们文化中间看到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的一些特点。回到您刚才的问题，我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旅行经验，我跟你的看法一样，太快的中国城市把过去的传统给拆掉了。您问题第一个答案，所有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应该倾听民意，把最传统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文化的东西，可能是建筑、可能是人、可能是一些老店，把它保留下来，不要太快地拆除掉。都市需要更新，需要往前走，但是同时也需要人的因素参差在文化中间，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人，那还剩下什么？谢谢！
斋藤一志：我也是非常赞同刚才的这个说法，在日本50年代开始一直到75年左右是日本的开发潮，城市化进展非常快。建筑我们也是拆了很多，然后建新城。但是建成后，都是一个非常没有魅力、很混乱的。现在日本也开始反省。本公司在东京的日本桥，这个街道已经有300、400年历史，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旧的建筑都不拆，而是用新的技术将其融合，通过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看了中国一些城市，楼房建好后的保养，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好一点。比如十年后这个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想象。在日本因为也许有过毁灭性问题，我们会进行非常细致的保养，比如建了30、40年的这些楼，你进去后依然觉得像新楼一样，所以从环保这个角度来讲，持续地保养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在开发过程中，特别注意的是不仅仅建楼，而是注意社区建设，建立一个整体的城市，所以开发的时候要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好的沟通，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建筑计划，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设，然后注重社区的建设，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戴利：在芝加哥我们建设千年公园的时候，我们决定要保护当时80个建筑，在公园西边大概两英里范围内，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看一看千年公园，往城市方向看，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老建筑，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摩天大楼，这样就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这样城市就有自己的灵魂。否则如果把城市历史完全消失，他就消失了自己的灵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你一定要带着这个灵魂往前走，跟随着全球化往前发展。如果不带着的话，你这个城市就成为失去灵魂的城市，人们就感到非常的遗憾，而且他和其他的钢铁森林没有太大差别。
提问：我是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问戴利先生，不知道您是否受到鲍尔森先生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对话，我知道他有一个项目来自芝加哥大学，他告诉我他会在中国举行几次会见，去中国几个不同城市，在您看来，这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城市如何进一步努力来学习绿色技术，并且相互交流？
戴利：确实在我们芝加哥大学有一个鲍尔森研究所，他做的事情就是使美国市长和中国市长走到一起交流，加强理解。其中不少城市都是很有历史的城市，他们探讨能够有一些很好的培训项目，使市长能够坐下来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拿出来最好的经验。因为市长他们都是有实践经验的，而且做决定并不容易，但是同时要获得人们的支持，我们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必须支持市长的愿景才行。如果人民不支持，就无法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还有一些涉及到俄罗斯的市长、中国的市长，他们走到一起召开一个五天的论坛，他们进行相关交流，他们回到俄罗斯、中国等等，可以获得一些想法。民主最好的形式就是这些市长进行交流，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在他们与市长进行讨论的时候，私营部门的参与是必要的，他们可以展示现实是什么样的，并且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公私合作来解决。
张欣：在中国城市的发展，我作为一个开发商，我从来没有被市长邀请参与城市规划这样的工作，你提到了公私的合作，你能再多谈一点吗？因为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我想您可以为中国的市长提供一些建议，这样这些发展商也可以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来。
戴利：我们重塑城市过程中，私人发展商的参与是非常重要。他们有着共同共同的目标，对于任何的政府官员，都应该听取房地产商的意见，一起努力把城市建设好。光是靠政府或者光是靠房地产商是不够的，需要发挥私营部门的智慧。比如他们可以带入资本，比如他们可以为这个城市作出贡献。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私的行为。美国人在捐款方面是排名世界第一的，不仅给美国捐款，同时给全世界，这个捐款是最多的。房地产商不仅仅是要追逐利润，同时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美国的各位市长们他们都是愿意和私营部门开展合作来解决这些困难。比方说房地产商经常会问，我们如何保护环境，你们没有资本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帮助。这比方说私营部门在纽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在机场方面，对于美国、亚洲都是非常重要的。
张欣：我们要感谢各位来宾发言，我们从美国经验中学到很多经验。从台北政府的经验，我们了解到政府如何和民众对话的。再次热烈掌声向各位嘉宾表示感谢！这一节论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