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年级一百篇作文；二年级八篇万言书评，一百篇古文诵读，三十篇指定篇目背诵；三年级15000字的学年论文……这些在别人眼里像大跃进一样的数字，是每一届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规定动作”。事实上这些“规定动作”，从1986年开始，已经在中大进行了整整25年。
中大中文系的档案室里存放着1998 级以后所有学生的“百篇作文”。作文里讨论什么的都有：“余秋雨和任贤齐”、“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有真爱吗？”、“写百篇有必要吗？” （麦启烜/图）
大二学生张萌是在一片“哗”声中开始大学生活的。这个来自边陲的姑娘，在2010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前，从没想到这里会规定“这么多破玩意儿”：大一100篇作文，每篇800字以上；大二8篇书评，每篇参考资料不少于10种，还要朗诵100篇古文，背诵其中的30篇；大三再交一篇15000字的学年论文……
每年9月，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都要向新生们宣布这些“规定动作”，不出所料地，他总能收获“哗”声一片。在外面开会，现任系主任李炜也和人提“百篇”，起初没人相信。有一年在中央党校，李炜刚说“我们的大一学生每年要写100篇作文”，一个高校领导就笑起来：“大跃进的时候就是这样吹牛的。”李炜接着说，我们二年级还有8篇书评。这位领导就大笑：“‘文革’的时候更是这样吹牛的。”
事实上这些“规定动作”，从1986年开始，已经在中大进行了整整25年。
你就放了我吧
中文系是张萌（化名）填报的第一个专业志愿，那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反感写作文。但当“百篇”要掰成四份儿分批上交的时候，她就立马“囧”了。
和其他同学一样，张萌从军训写起，然后写家人，写室友，写高中、初中，一路写回幼儿园。发现没有什么好追忆的了，就到了“创作瓶颈”。
按照“百篇作文”的发起者、戏剧专家黄天骥的说法，这个时候恰恰就是学生要进步的时候：“练笔就是练脑袋。一百篇就是要逼着你去观察，让你在没事中发现有事，有事了发现这个事的背后还有事。”
张萌只好随身带个小本，有点儿什么能成文的想法就赶紧记下来，临交作文前，再把这些想法“糊弄”成文。
交作文是个大阵仗，每到那时候，中文系宿舍楼就会有一道壮观的风景：几层楼彻夜烛火通明，上百人集体埋头开夜车。一般的学生一晚上赶七八篇作文不成问题。据说最高纪录是23篇，由2004级的一个学生保持。曾经有一次，张萌奋战到早上六点，九点钟她去学习委员宿舍交作文的时候，看到还有人在那里蓬头垢面地奋笔疾书。
那时候张萌对百篇恨之入骨，但现在她表示“毫无异议”——大二不少课程要写论文，动辄字数三千，经历过“百篇”的张萌，感到“毫无压力”。
现在让张萌头疼的，是读书报告和古文诵读。按照导师的要求，读书报告要写8篇，每篇至少八九千字，要求引用10处以上参考资料；古文诵读100篇，其中背诵篇目30篇。期末，整个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朗诵比赛，另一边由几个博士生抽查背诵情况。这两项，和百篇作文一样是必修学分，不完成不能毕业。
要完成这些任务，张萌只能“少睡点”。张萌参加了两个社团，每周六早上打桌球，下午跳拉丁舞。平时没事儿还会自己画画。每学期她要选两门通识课，这学期选的是《西方音乐剧》和《世界之旅》，她觉得这些讲艺术和环游世界的课比唐诗宋词之类的好玩多了。
每周她能留给古文背诵和8篇书评的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日。晚上21：30下课，凌晨两点熄灯，在此期间她要迅速打水、洗澡、洗衣服，然后读书查资料，临睡前再背几句古文，第二天早上8：00起床上课。周日她要是想出去玩，也得揣着本书，玩也玩得不安心，“痛痛快快玩一天，好像耽搁了很多东西一样”。
眼瞅着大二上半学年快要结束了，张萌的书评才写完了两篇，古文才背诵了几篇，这意味着2012年上半年，她必须睡得更少。
为此她和导师摊过牌：“我真的不想搞研究，你就放了我吧。”导师耐心听完，说：“不行。”
毛泽东、林彪，不能相提并论
张萌喜欢写散文，大海、夕阳什么的，偶尔也写写“地球熄灯一小时”，算作议论文。“议论文”是规定动作，必须占20篇以上。至于议论什么，没有规定。
中大中文系的档案室里存放着1998届以后所有学生的“百篇作文”。作文里讨论什么的都有：“余秋雨和任贤齐”、“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有真爱吗？”、“写百篇有必要吗？”
1999级有个学生讨论人们对待林彪的态度：“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悬挂九大元帅的照片，试图把林彪从历史中抹去；人们能对毛泽东的功过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林彪要那么刻薄呢？”这议论显然让他的指导老师有点不高兴，用红笔在作文一旁批注：“革命历史博物馆怎能陈列叛国者林彪的照片？”“毛泽东、林彪，不能相提并论。”
那几年，女生最喜欢讨论爱情，男生则不断讨论中华民族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取得伟大复兴，题目都大得吓人：《小议中国经济走向》、《中国VS日本》……
1998级几乎所有学生都写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被炸。一个学生写游行，说自己跟着人群上了街，才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满腔怒火顿时燃烧了。对美国人的愤怒一直持续到“9·11”发生，一个女生写道，她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的死能让周围的人那么兴高采烈。后来，这种“兴高采烈的仇恨”又转移到了日本人身上。
这几年谈家国大义的少了。有人写“跑酷”，有人写同性恋。张萌有一个同级同学，在几篇作文中连续写自己打网络游戏和玩动漫的心得。带她的老师是黄天骥。
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有感于日本人面对灾难的有序，写了《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日本》。1935年出生的黄天骥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做过“亡国奴”的，那时日本人在广州的十字路口设了许多关卡，黄天骥和父母路过时，总要给日本人鞠躬。日本人到过他家里，好在母亲和姐姐躲在别处。他显然为小姑娘的观点感到担忧，在作文纸上向她阐释起日本人的另一面：“这民族有狭隘的一面，暴烈的一面……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猛扑那些他们认为是弱小的民族。”
黄天骥也很能理解学生的想法，他明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不同。改了二十五年作文，学生们的观点也时常更新着他：“有时候你后来才发现他是对的。”
一定要用“喜悦”
“百篇作文”起初不是100篇，是150篇。数字是黄天骥定的。
黄天骥在1970年代高考恢复后掌管中文系。那时高考已经相当残酷。学生们拼了命读书，一进大学立马放松，和美国、欧洲刚好倒过来。
松了弦的大学教育有个好听的说法叫培养“素质”。黄天骥琢磨，学生光有“素质”不行，还得有“技能”，上完大学总得有个吃饭的手艺。中文系的手艺，就是笔头利索。但是当时的学生，“连个检查都写不好”。
黄天骥试过很多办法，先是写读书笔记，但书目混杂，效果不佳。1983年他动员学生给解放军战士写两地书，希望练笔的同时也“培养思想”。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小战役持续不断，两地书的对象就选了老山前线的一个连队。一百多个战士不打仗的时候躲在猫耳洞里给学生写信。虽然内容纯洁得一塌糊涂，有的女生还是和解放军叔叔“发生了一些感情”。
两地书只写了一年，信留下来编成了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答应作序，但书做出来已在1986年后，序言就换成了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来写。
1986年黄天骥第一次尝试实行“150篇作文”。电影《唐吉可德》的出品人张全欣是那一届的学生。他回忆那段在宿舍光着膀子写作的日子，宿舍里六个人，几乎人人都被这个硬性任务“逼出了创作才华”。那时文艺氛围浓，学生互相攀比，不单比谁的作文好，也比谁看的书多——即便是男生，也会因为看过十二本琼瑶小说而在只看过十本的同学面前趾高气扬。
张全欣那年十七岁，浪漫到骨子里，偏偏分到的导师是教古文字学的，“每一个字眼都要死抠”。张全欣写“开心”，导师一定要告诉他应该用“喜悦”。张全欣觉得每次导师来找他的时候就是准备来骂他了，逼急了的时候，他恨不得找一个钉子，把导师的自行车给扎了。
那段时间张全欣受意识流小说影响很深，于是连写了两三篇不带标点符号的尝试之作。古文字学老师的文体观受到了强烈挑战。张全欣搬出许多书，费了好大劲儿来做解释，导师最终还是没有为难他。这让他觉得，原来“老古板”也是可以交流的。
试了一年，写作文的办法被固定下来。150篇作文，批改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黄天骥要给每个老师额外补贴。补贴的来源是中文系在1980年代独创的“刊授”教育——通过杂志教学生。中文系“刊授”在1980年代初就有了1000万收益，上交给学校700万，自己留300万。这700万是当时整个中山大学经费的1/3。
到1989年的时候，“刊授”已经成了普遍经验，中文系也不再阔绰。黄天骥在那一年因故被暂调他职，老师们的补贴就此撤下。“那时候学生已经尝到甜头了，就算撤了补贴，老师还是得改作文，否则学生不答应。”黄天骥说。
这孩子是不是心理有问题？
张全欣毕业那年，黄天骥把作文数目缩到了100篇。电脑那年进了中大，复杂的DOS系统吓住了黄天骥，他觉得要给学生留点时间来对付这新鲜玩意儿。
学生们很早学会了电脑打字，但现在他们的百篇作文还得手写。1994届学生曾经交上来一批作文，“挤牙膏”的“膏”字有一半人写错。这让老师们下了坚持手写的决心。手写字是有性格和情绪的，老师们读文识字，透着作文纸感觉学生的变化：这个学生恋爱了、那个学生不太合群、那个学生有点孤僻，全在作文里写着。
相比指导写作，老师们更喜欢和这些学生谈论生活。1998级有个女孩，一开学就在作文里写，大学期间要好好学习，“拒绝爱情”。这自律精神让老师也看不下去，在文末用红笔写道：“爱情是很美妙的东西……会使一个人全面的成长。处理好了，恋爱学习两不误。”
教现代文学的金钦俊曾经有个学生，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写他崇拜海子卧轨自杀。金钦俊觉得“思想倾向不对”，就写了一篇长文劝导。“我们老师用自己丰富的人生去跟学生做工作，好像还没有做不通的。”谈到这件事，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丘国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黄天骥推崇的“因材施教”也因“百篇作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喜欢旅游的学生，老师指导他写游记；喜欢书法的，就介绍他和中文系书法最好的张振林老师切磋。象棋选手许银川进中大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亚洲冠军，系里先后安排了李中生和陈炜湛两个象棋老手教他作文。许银川的作文内容就是棋局。2011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银川棋路》出版，不少底本就来自那时候的“百篇作文”。
上大学的时候，黄天骥接受的教育是前苏联模式的：“前苏联教育模式继承老欧洲传统，强调系统性。现在的大学里流行的都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那一套，搞博雅教育。它的好处是容易启发同学，让学生有所创新。”
“百篇作文”、“八篇书评”、“百篇朗诵”逐渐完善，黄天骥突然发现，无意中把三种教育串起来了——系统、实用、因材施教。
但还有许多问题等着解决。比如并非每个学生都能像许银川，被安排给最合适的老师。学生跟随哪位老师，都是随机的，而且前两年不能更换。后两年要是不提出申请，也不换人，这是“全程导师制”。
“全程导师制”当然有利于学生和老师彼此更充分的交流，但有些时候老师和学生并不匹配。1997届有个学生学王小波写小说，写了足足六七万字（也正是因为此事，系里才增加了“议论文20篇以上，小说、诗歌三篇以下”的规定），带他的老师是教古汉语的，看着这个学生“诡异”的叙述腔调，忧心忡忡地跟别的老师说：这孩子是不是心理有点问题？
黄天骥还在慢慢试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如何把别人的东西和我们的东西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就考验教育工作者、理论家、教育学家的水平和思维了，我们需要慢慢地悟出一些东西。”